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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GDP千亿县增至29个,江苏就有11个

来源:第一财经发布时间:2019-04-20 11:40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不少经济发达县的经济总量突破千亿大关。

第一财经记者根据各地统计公报、政府工作报告及公开数据梳理发现,截至2018年,共有29个县(市)的GDP突破1000亿大关,其中有5个县破2000亿,两个破3000亿大关。这29个县域分布在江苏、浙江、山东、福建、湖南、陕西6个省份。其中江苏最多,共有11个。

5县超2000亿

统计显示,头部的县域中,有5个超过了2000亿大关,比上一年多1个。新进入2000亿梯队的是福建晋江。这也是苏南四小龙(昆山、江阴、张家港、常熟)之外,首度有江苏以外的县域突破2000亿大关。

以生产运动鞋闻名的晋江诞生了著名的“晋江模式”, 仅制鞋中心陈埭一镇就有大大小小数千家制鞋企业。

根据2018年晋江统计公报,初步核算,全年实现地区生产总值2229.00亿元,比上年增长9.0%,总量分别占全省、泉州市的6.2%和26.3%。按常住人口计算,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突破10万元大关,达105790元(折合15987美元)。

晋江之外,苏南四小龙继续稳居前四。可见苏南地区是我国县域经济最为发达的区域。这其中,除了江阴来自无锡外,其他三个全部来自苏州。加上位居第十的太仓,苏州辖下4个县级市全部进入到千亿县行列,全部位居前10。苏州县域经济可谓独领风骚。

谁是中国县域GDP第一?2018年昆山继续位居第一,达到了3875亿元。不过第二位的江阴也达到了3806亿元,继续与昆山并驾齐驱,这两个县级市也是目前我国两个突破3000亿大关的县。按照目前两地的发展态势,昆山和江阴有望在2019年齐齐突破4000亿大关。

全国GDP千亿县增至29个,江苏就有11个

区域分布:江苏最多 中西部3个

今年有7个县域新进入到1000亿俱乐部的行列,新增数量为历史之最。新增的7个县域全部来自东部地区,其中江苏、浙江和福建各新增2个,山东1个,分别为:江苏启东市、江苏泰兴市、山东邹城市、浙江乐清市、浙江温岭市、福建福清市、福建南安市。

有新进入的,也有退出榜单的。河北迁安市和内蒙古准格尔旗就是后者。这两个能源型县域受能源产业的波动影响较大,这在以能源重化产业为主的地区比较明显。例如陕西神木早在2012 GDP突破千亿元大关,成为陕西省乃至西北五省区第一个年GDP突破千亿元的县。但2013年以来,神木GDP从千亿高位跌落,一度跌出榜单,到2017年才又重返千亿县行列。

从省域分布来看,29个千亿县,有25个集中在东部沿海四省江苏、山东、浙江和福建,其中江苏最多,共有11个,占了38%,在全国遥遥领先。在江苏省内,这11个千亿县主要集中在苏南和苏中地区。

尤其是苏中地区,虽然头部县域没有苏南那么突出,但也集中了一批总量1000亿出头的县域,包括海门、如皋、启东和泰兴。这也体现了近年来江苏区域经济发展呈现出由苏南向苏中、苏北发展的态势。

其中,海门、如皋和启东都是南通市辖下县级市,南通作为上海都市圈的北翼门户,发展前景广为看好。2017年5月,江苏省政府批复《南通建设上海大都市北翼门户城市总体方案》。批复指出,加快建设上海大都市北翼门户城市,是南通抢抓国家系列重大战略机遇的关键举措,是策应上海建设卓越全球城市的实际行动,有利于推动长三角区域协同发展、融合发展,在实现江苏“两聚一高”(聚力创新 聚焦富民 高水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建设长三角世界级城市群中发挥更大作用。

在江苏之外,浙江千亿县有6个,山东有5个,福建有3个。这四个省份的千亿县数量占了近九成。

值得注意的是,第一经济大省广东没有一县进入到千亿县行列。广东省体改研究会副会长彭澎对第一财经分析,广东区域发展失衡,经济要素主要集中在珠三角地区,而近年来珠三角最发达的县如顺德、南海、三水、增城等纷纷改为区了。另外,东莞和中山都是地级市直管镇的模式,下不辖县(市)。

实际上,广东一些超级镇实力也非常强。例如佛山南海的狮山镇2018年GDP 1048.7亿元,而同期广东省内还有两个地级市GDP低于1000亿。

区域发展失衡是广东顽疾,但广东坐拥广州、深圳两大一线城市。江苏省社科院研究员田伯平对第一财经分析,广深作为两大一线城市,集聚高端要素的能力更强,现代服务业更为发达,对珠三角地区的转型升级起到非常重要的服务和带动作用。相比之下,无论是苏州还是南京,江苏中心城市的服务带动作用都与广深有较大的差距。

中西部地区共有4个县域突破千亿大关,其中三个来自湖南长沙辖下,分别是长沙县、浏阳市、宁乡市。另外一个县是陕西神木市。

县域经济如何转型

千亿是县域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节点。一些能源重化为主产业的县在进入千亿大关后,经济发生波动。还有其他一些县域,近年来经济增速出现明显放缓。

由于目前统计部门发布的增速均为实际增速,是扣除了通货膨胀因素后,以不变价格计算的增速,而名义增速包含了价格变动。比较城市之间经济总量的大小,用名义增速更能反映真实情况。

从名义增速来看,有8个县域超过了10%。其中陕西神木名义增速达到了16.9%,浙江慈溪名义增速也达到了16.7%。此外,乐清和晋江也都超过了12%。

不过,在这29个县域中,有20个县域的名义增速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有11个县域的名义增速低于6%,宁乡和浏阳的名义增速为负,当然这种负增长,可能有统计口径调整的因素。

此外,丹阳的名义增速只有1.4%。丹阳所在的地级市镇江去年经济下行压力较大。今年镇江政府工作报告提到,回顾过去一年,困难比预想的多、挑战比预想的大。受宏观经济下行、消化过高基数等因素影响,地区生产总值、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固定资产投资三项指标未能完成人代会确定的目标。产业结构偏重,先进制造业发展还不充分,生态环境仍存在许多短板和问题。

丹阳之外,荣成和龙口的名义增速也分别只有2.6%和2.9%,诸暨只有3.8%,滕州和邹城都只有4%。总体上看,不少经济大县的经济增速要明显低于大中城市的经济增速。

对此,厦门大学经济学系副教授丁长发对第一财经分析,在过去短缺经济的情况下,通过发挥企业家精神、发展县域经济、乡镇经济,很多县域经济随之崛起。但在经济进入到转型升级新阶段后,科技、人才、资金等高端要素资源、现代服务业对产业的发展作用日益突出,而人才、总部经济等往往集中在一二线大城市。

“人才当然愿意在大城市。因为大城市的城市建设和教育、医疗等公共配套更好。”丁长发说,相比之下,县域的公共服务产品与大城市存在很大差距。“比如闽南的晋江和石狮,虽然经济很发达,但是城乡公共配套远不如大城市。”

因此,即便是县域经济、乡镇经济最为发达的浙江,也在加快向都市经济转型。浙江提出,要顺应城市经济特别是都市区经济成为区域发展与竞争主要形态的新趋势,坚持做强市域经济与激发县域经济活力并重,推动县域经济向城市经济、都市区经济转型。

对县域来说,提高公共服务配套水平十分重要。今年4月8日,国家发改委印发的《2019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要改进城市公共资源配置。在优化大城市公共资源布局的同时,立足实际在中小城市适度增加公共资源供给。鼓励各地区优化潜力型中小城市建设用地结构布局,合理增加公共服务设施等用地规模。

《任务》指出,要调整优化教育医疗资源布局,新设立和搬迁转移职业院校原则上优先布局在中小城市,将更多三级医院布局在中小城市,支持大城市知名三级医院在中小城市设立分支机构,支持大城市知名中小学对中小城市学校进行对口帮扶支教。

丁长发说,县域的公共服务配套肯定会与大城市存在差距,人才还是会往中心城市走。未来经济大县的发展关键是要在所在的城市群、都市圈中找准位置,给城市群、都市圈做配套,与中心大城市错位发展。比如随着都市圈的发展,现代服务业集中在中心城市,制造环节放在县域,形成合理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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